陈辉明,男，1943年4月生于四川省隆昌县。1963年9月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财会63班，1968年9月毕业。1968年9月至1982年11月,担任重庆市南桐矿务局红岩煤矿财务科会计，后任副科长。1982年12月至1983年8月，担任重庆市南桐矿务局，后任副局长。1983年9月至1988年2月，担任重庆市审计局副局长。1988年2月至1991年4月，担任重庆市税务局总会计师。1991年5月至1997年8月，担任重庆市财政局副局长，同时兼任重庆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1997年8月至2002年7月，担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正厅局级）。2002年8月至2003年1月，担任审计署驻重庆特派员办事处筹备组组长，至2003年5月退休。

你想让你的下属充满热情地去工作，你得先把他的心烘热。作为一个领导，对下属千万不要吝啬多说几句表扬、鼓励的话。

                                ——陈辉明

沧桑岁月  成就伟岸人生

——记重庆市财政局原副局长陈辉明校友

母校情怀

1963年接到大学录取通知后，陈辉明带着母亲从亲朋好友处借来的二十多元钱前往北京。花了近二十元买到一张半价的学生火车票，之后他便带着剩下的三、五元钱来到了学校，追寻梦想。那个时候，像陈辉明这样贫穷的农家子女考上了大学，就等于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国家，吃、穿、住、用都由国家包了下来。他是南方人，不曾感受过北方的冬天的寒冷，所以只背了一床被子和一床他外祖母陪嫁的老棉絮来到学校。到了学校，受到老师和同学的热情接待。当一位老师看到他的老棉絮时，说了声：“用这个铺床过不了冬，我去给你领一个褥子来。”很快，褥子拿来了，又厚实又白净。不一会儿，老师又给他送来了一个月的饭票。所有入学手续办完，吃、住都安顿下来后，学校没有让他交一分钱，甚至压根儿就没说过钱的事。因为那时读大学是免学费的，褥子是学校补助的，饭票是预借的。入学不久，就评助学金，最高的是一等，每个月15元5角（两年后提高到18元5角），陈辉明评的是二等（从第二学期开始升为一等），每月14元5角，除去12元5角的伙食费外，每月只能剩下2元钱，买书、买本、买牙刷、牙膏等日常开支就靠这每月的2元钱。紧是紧了点，但因吃住有保障，倒没觉得有多大艰难。只是每学期开学时，没钱买教材，班干部便要到高年级同学那里借一些书给他们用，学完就还回去。所以，到毕业时，他自己没几本书，只记得有《工业会计》、《国民经济史》、《中共党史》等。冬天到了，学校老师看到他穿得单薄，便给他送去了厚厚的棉衣，那是一件黄色的军棉衣。陈辉明说这是他穿的第一件新棉衣。夏天时，学校又补助了几元钱，叫他去买一件衬衣，那是他穿的第一件衬衣。1965年，学校安排学生去检查身体，发现陈辉明得了一种慢性病，叫肺门淋巴结核。老师便带着他到北京市结核病医院住院治疗，当时所有的医药费用都是学校支付的，让他不胜感激。入院没几天，学校学生科的一位年轻老师骑着自行车，提着一大篮水果来看他，老师把果篮递给他说，这是学校的一点心意。紧接着，老师又拿出一张表，让他填，说：“学校知道你家庭困难，要给你发补助！”还说，“你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学校会尽力帮助解决。”第二天，那个老师又骑着自行车跑几十里给他送去了补助款。那个时候，许多同学都因家庭困难，寒暑假不能回家，陈辉明也是一样。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回过一次家。离家返校时，母亲又给了他几元钱（那时学生串联乘坐车船不买票），这是大学五年（学制四年，因文化大革命延长了一年），家里第二次给他钱。两次加起来不足30元，其他的花费全部由国家负担了。

  古人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陈辉明说他在学校读书时参加的两次考试，正好印证了这句话。一次是考《工业会计》，考试时间是两节课，100分钟。那天，他考得很顺利，一节课多一点就考完第一个交卷了。坐在讲台上的科任老师祁龙彪见他这么早就做完了，显得有些惊奇。他拿到陈辉明的卷子后，立即翻到最后一页看他的答案是否正确。然后微微向陈辉明点了点头，陈辉明知道今天他肯定考好了。因为那天的考题出得很巧，从材料采购、现金支付，到成本核算、利润分配，整个会计核算过程贯彻始终，只有所有的会计分录、计算方法都做对了，才能得出最后的正确数字。所以一看答卷最后的数字，就知道考得是否完全正确。试卷发下来，他果然得了满分。可能那天祁老师对他印象深刻，曾两次通过课代表王德和通知他，要他在班上介绍学习经验，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那次考试对他来说是很成功的，是一件好事，但他估计，除了王德和外，班上没几个同学知道。这也正常，“好事不出门”嘛！

另一次是考《中共党史》，老师除出了几百个题，放到一个大纸盒子里，每个同学自己去盒子里摸一个题，摸到什么题就答什么题。那天，他摸到的那个题有点偏，怎么也想不起正确答案来，只好东拉西扯答了几句，就交卷了，结果得了2分，要补考。没想到过了40多年后的2007年，他们班在北京集会，他说起这事，居然有许多同学都记得，甚至连考的什么学科（那时我都忘了），什么试题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不是“坏事传千里”是什么？

陈辉明当时在班里担任团支部委员。当时，全国上下正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学校也号召他们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同学们都利用课余时间读一些毛主席的书，一天晚上，陈辉明突然想到，如果找一些同学组成一个小组，大家一起共同学习讨论，学习效果肯定会更好。第二天他征求了几个同学的意见后就下定了决心，当即拟定了十个人的名单，除了他以外，还有任宝丰、汪吉云、戴相龙、李淑筠、陈光汉等同学。过了几天，他就以个人名义召集这些人开会，提出他的建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决定成立“财会63班学习毛主席著作第一小组”，公推他为组长、汪吉云为副组长，会议还研究了学习时间、学习方式等问题。这样，当时全校第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就诞生了。至此以后，每个星期日下午两点至四点，就是他们小组的集体学习时间，包括寒暑假期在内。在集体学习前，所有小组成员都要按照上次学习时布置的内容先行自学，每次集体学习都有一个中心发言人，这也是上次学习时确定下来的。先由中心发言人谈学习心得、重点、难点，引导大家学习，然后由其他人作补充，并提出自己理解不了的问题供大家讨论。陈辉明记得那时人人都很认真，很投入，成员间常因对问题认识不一致而争论得脸红耳赤，声音大得象吵架一样。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以后，他们都感到效果很好，收获很大，下决心把它越办越好。后来，他们小组的学习活动在班上、在学校都有了影响。团支部按照他们的做法在班上又成立了多个学习小组，有几个班的团支部宣传委员还去找他介绍经验。本来，他们已经商定，他们小组的学习活动一定要坚持下去，直到毕业的那一天。可惜，在他们坚持近两年后，由于奉命下乡参加“四清”工作队而被迫中断，紧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小组的学习活动就再也没有恢复起来。

时代机遇

陈辉明现已六十多岁，回忆前半生的经历，有成功、有喜悦，也有挫折、有伤感。但总的来说，他从一个贫穷的农村娃娃走进了大学门，再走进大城市当了一个“官”，应该说是十分幸运的。因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赶上来好时代，遇到了许多影响他、指引他、支持他的人，他自己也在有意无意中抓住了几次机会。今天想起来，仍然十分感慨。

全国解放前，陈辉明家里很穷，可谓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前面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小时候一天学也没有上过。而正当他六、七岁该上学读书的时候，全国解放了，他们不仅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也大有好转，他便顺利的入学读书了，而且一直读到大学毕业。他说是共产党让他赶上了好时光。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南桐矿务局红岩煤矿工作，尽管他与工人的关系非常好，但当时作为知识分子，在社会、在单位都没有地位，心情十分压抑，什么前途、理想之类的问题想都没去想过，但是又觉得人不能这么混一辈子了事，总要有点成就，于是，便在业务上寻找出路。平时，埋头工作，不断钻研业务，不管分内分外，只要能提高自己业务水平的工作，都争着去干。但始终没搞出什么名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开始了，知识分子的境况随之得到改善，他心情舒畅地更加勤奋工作。由于工作有特点，南桐矿务局多次在他所在的矿厂召开现场会，推广他创造的经验，是改革开放使他焕发了青春。

1997年，中央决定重庆市从四川省划出来，成为中央直辖市，重庆的战略地位提高了，经济、社会发展从此步入快车道。水涨船高，很快陈辉明就成了一名正厅局级领导干部，并被调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能在一个省一级机关的中枢工作这让他感到无比的荣幸。他说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使他有机会能在更高的层次、更多的领域和更大的范围为重庆人民服务。

“我抓住了几次机会”

1982年，南桐矿务局按上级要求，组织干部学习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局宣传处安排陈辉明去给矿务局的机关干部和下属各矿、处、厂党委书记讲一课。他在大学学了一年的政治经济学，讲这个课对他来说并不难，但他还是做了认真的准备，要求自己既要讲清道理，又要通俗易懂。那天有数百人听他讲课，效果极好，人们聚精会神地听讲，会场上无一人交头接耳，无一人中途离场。课后，大家纷纷赞扬他讲得好，说不愧是财经大学毕业的。事情很凑巧，这次讲课后不久，南桐矿务局有史以来第一次进行民主推荐局领导班子成员。前几天听他讲过课的一些人推荐了他。有人在会上说，那天讲课的那个人可以，还有人到处打听他的名字。加上平时他工作勤奋，善于思考，得到了领导的信任。就这样，陈辉明便从一个下属单位的副科长破格被提拔为南桐矿务局副局长，从此走上了领导工作岗位。

1983年，陈辉明调任为新成立的重庆市审计局副局长。由于他本人性格直爽，很不适应机关的那套运行规则，与个别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好，1988年被组织上调离审计局到市税务局。1991年5月又被调到市财政局。在这期间，除了市审计局和市税务局的同志对他有较高评价外，外面的人对他都不太了解。但调到市财政局后，很快就出现了转机。1991年8月，市里要召开经济活动分析会，分析判断全市的经济形势，研究促进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会前，市里组织了十多个部门和企业单位准备发言稿，市财政局是其中之一。陈辉明作为财政局分管工商企业财务工作的副局长，理应由他到会上去代表财政局发言。由于时间仓促，他撰写的发言稿，文字略显粗糙，但在内容上却是下了功夫，把他在企业和机关工作这二十多年的所有的体会、所有的思考都写在了发言稿中。发言稿交上去后，很快就获得了好评，时任市委书记的肖秧说：“在所有发言稿中，市财政局的那篇写得最好”，市政府一位领导对他说：“辉明，你写的那篇发言稿，凡是看了的人都说是市财政局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一篇”。几天后，陈辉明在经济活动分析会上念了这篇稿子，引起会场不小的轰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的发言是切合当时企业实际的，不少观点还是超前的。这次会议后，陈辉明的处境就完全改变了，在市级机关、在工商企业界已小有名气，这为他在以后年度能够大刀阔斧地工作打下了基础。

难忘红岩岁月

毕业后，陈辉明先到了重庆市南桐矿务局红岩煤矿。红岩是一个夹皮沟，两面是山，两山之间最宽处有200— 300 米 ，中间还夹着一条河，名叫孝子河。煤矿矿井和生产、生活设施就建在两山的半坡上，家属区则修在南边的山顶上，工人上下班要上下1200多级阶梯，居住在这里的人要赶集则需要到20多里外的万盛场或南坪镇。在这个地方，陈辉明生活和工作了14年零3个月，5200多天，直到1982年底奉调离开为止。这里虽然条件差、环境艰苦，但却是他事业的起点，他对这里有很深的感情，有很多的眷恋。虽然后来离开，却时常想念这里，有机会就回去看看这里的山、这里的水和这里的矿工们。现在回想起在红岩煤矿的那段日子，他依旧念念不忘，感慨万千。

在红岩煤矿工作时，陈辉明两次受到军管会官兵的赞扬。有一天，天下暴雨，山洪暴发，矿上锅炉房旁边的下水道被泥沙堵塞了，如果水漫上来把锅炉淹了，就可能发生爆炸，周围几栋职工宿舍的几百名工人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在这紧急关头，他们队长周时宝劳模率先爬进水沟去清理泥沙，见到这般情景，陈辉明二话没说，也跟着爬了进去。这是相当危险的行为，如果下水道疏通后，上面的积水和山上的洪水一起涌进来，他俩很有可能被冲进滔滔的河水中。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疏通工作，雨停了，积水也从其他渠道流走了。当他和周队长正把下水道中的泥沙一簸箕一簸箕往河中倒的时候，正好被从河对面路过的几个军管会官兵看到了，在得知他是大学生后，十分感慨地说：“像这样的大学生越多越好。”大约是197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三军宣传队的几十名队员来红岩煤矿体验生活。宣传队领导不知从哪里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邀请他去给他们队员讲一讲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体会。那些宣传队员都很年轻，估计多数是中学生，对大学生很是崇敬，又加上那天陈辉明讲的都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比较生动，所以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也受到宣传队领导的很高评价。他讲完离开会场走了20多米后，还听到后面传来的掌声。

陈辉明曾经还办过两个油印小报。当年分配到红岩煤矿的大中专学生有十来人，在掘进队劳动的有三个，除他以外，还有掘进一三一队的李远旭（重庆大学毕业），掘进一三二队的杨红东（西南财大毕业）。那时，他们在队里，除了上班以外，办黑板报，为广播站写表扬稿几乎是天天要做的事。一天，他们在一起聊天，忽然心血来潮，想办一个油印小报，专门刊登表扬掘进队中好人好事的稿件，起名《掘进战报》。那时年轻气盛，说干就干，事前没向任何人打招呼，第一期《掘进战报》印出来了，正当他们为这张小报的高质量而沾沾自喜的时候，军管会把他们叫去了。军代表还算客气，他首先肯定他们的动机是好的，小报的质量也不错，但是，他说：你们办个小报，其他的人也可借机办个什么报，你们表扬好人好事，别人则可能刊登其他的内容，那样就可能会影响红岩煤矿的安定团结。所以，希望你们不要再办下去了。他们一想也对，那个时候，造反派还在闹，如果他们趁机也办个小报来宣传他们的思想，向军管会、革委会发难，那不就糟糕了。因此，他们当即表示，接受军管会意见，小报不再办了。就这样，《掘进战报》出了一期便夭折了。

心怀感恩

陈辉明说，这几十年遇到了许许多多影响、帮助他的人，他从内心感激他们。首先感谢的是他的父母亲。他的父亲是个忠厚的农民，为了子女，一辈子辛勤劳作、任劳任怨，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他为人宽厚，从不记仇。虽然不识字，却在他报考“中央财大”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记得1963年，他正在家中填报高考志愿，其间，坐在一旁的父亲突然说了一句，“其实打算盘那个工作很好”。听了父亲的话，他便填上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会计系”。后来果然被录取，使他一生都和会计结了缘。

陈辉明的母亲今年已经九十七岁，用一个词来形容她，就是“善良”，见了谁有困难，她就心生同情，总想帮一帮。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村的小学就在他家院子里。看到那些小孩在寒冬腊月还赤着脚来上学，小脚趾冻得像胡萝卜一样，他的母亲非常心疼，便时常烧些热水给他们烫脚，再找来一些旧鞋子让孩子们穿上。多年过去了，这些小学生也长大成人到各地工作去了，但他们对陈辉明的母亲当年对他们的帮助始终没忘，至今还常常说起。

陈辉明参加工作三十多年，从政二十余载，兢兢业业地工作，从不持强凌弱，打击报复。凡事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办事公正，时常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特别是尽力为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工人、农民服务，这就是他自幼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善良宽厚的秉性。

陈辉明还特别感谢他的高中政治课老师王伯威。1963年，高考前总复习时，     王   老师对他说：你要看一看报纸，那些有现实意义的历史事件要特别关注。听了     王   老师的话后，每天课余他都要到学校阅报栏去看报。一天，《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当今的慕尼黑会议》的评论员文章，联想到历史课中有一节讲的就是慕尼黑会议，这不就是     王   老师说的有现实意义的历史事件吗？于是他就去     向王   老师讲了这件事，     王   老师想了一下说，很有可能会考。他回去便把这个问题背得滚瓜烂熟。结果高考时，果然有这个题，而且是25分！还有一次，他看到报上在讨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他不懂但很好奇，就又去请教了     王   老师什么叫生产力，什么叫生产关系，     王   老师说：“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我借本书给你看。”     王   老师找出一本书，翻到其中的十多页，说看完这段书就明白了。陈辉明回去仔细看了这段书，基本弄清了这个问题。“政治”高考题中，有一道填空题，什么叫生产力？什么叫生产关系？共五分。在他们读的“政治”课中是没有这个内容的，估计全校只有他一个人才答得上来。虽然只有五分，但不能小看，当年大学录取比例很低，竞争极为激烈，有没有这五分可能决定你能否考上大学或者考上哪所大学，有可能决定你的一生。在     王   老师的指引下，陈辉明一开始看报就尝到了甜头。自此开始，他一直坚持看报，四十多年没间断过一天。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报纸来了，只要有空必先看报，起码也得先看看标题。许多同事、朋友都看到他常在街上边走路边看报，他们说这样不安全，他也知道这个习惯不好，但手里握着一张报纸不看，他实在忍不住。因此，在路上与人相撞，或碰上电杆什么的，时有发生。原南桐矿务局党委书记尹永喜也是陈辉明感谢的人之一。1982年的一天，尹书记来到陈辉明所在的红岩煤矿找他谈话，一坐下来尹书记就说：“今天我是专门来批评你的，最近大家对你有些反映。”陈辉明开初很惊讶也很紧张，一个书记专门来批评他一个小小的副科长，看来问题一定很严重。但当尹书记列举了他存在的四个问题后，他便平静了下来，因为在尹书记指出的问题中，有的不是事实，有的是误会。在陈辉明一一作了解释后，尹书记“啊”了一声，说：“原来是这样”。事后，他才知道，当时，上级正在考察矿务局新领导班子成员，根据群众推荐，他作为“四化”干部成了考察对象。风声一传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四处写信告状，尹书记就是在听到对他的反映后，才来找他谈话的。这件事对陈辉明的教育很大，因为当时这种情况很普遍，谁要提升职务，就一定有人花八分钱寄一封匿名信把事情搞砸。当时处理这类问题，要么以群众有反映为由搁置下来，要么组织人员没完没了的调查，最后不了了之。尹书记碰到他这个问题，一没偏听偏信，失去对他的信任；二没组织人员调查，而是亲自与他见面核实情况，及时把问题弄清楚，所以，没对他造成任何影响。  

陈辉明担任领导职务后，始终以尹书记为榜样。对任何问题，特别是对人的问题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凡事不信一面之词，要从正、反两面、甚至多角度去印证，许多时候，他都亲自出面，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把问题搞清楚了才得出结论。这样就避免了许多失误。

2003年陈辉明退休后，多家单位请他去当独立董事、当顾问。目前他仍在四家大企业的董事会内任职，这得益于陈辉明的专业，也得益于他在职时的为人。他之所以退休后还要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主要是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与社会继续保持较密切的联系，使自己的生活更富有活力，更有利于身体健康。

从陈辉明的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他的为人正直、他的宽厚大度、他的常怀感恩之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只有不断地努力才能无愧于与老校友同是中财人的殊荣，将中财人的思想精髓发扬光大！

（校友工作者协会记者：樊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