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穆,男，1952年7月生于山东淄博。1969年参加工作,在湖北农场务农务工, 1974年调至北京东城区计委工作,1978年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系, 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在本院和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举办的讲习班进修, 1984年调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工作，期间任信息研究部部长、《管理世界》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曾被派往香港公司任职。1998年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兼宏观经济组组长，从事宏观经济特别是金融风险防范方面的研究。现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副书记、常务副主席。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西南财经大学、东北大学教授等职。任中国经济学奖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著述：《财政理论概说》（1985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发展的抉择：走自己的道路》（1998年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中国宏观经济与宏观调控概说》（200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主持完成《金融危机成因与防范》等多项研究报告，主编多部经济、金融论著和丛书，发表经济论文百余篇。

  借鉴创新，做出自己的判断。

                           ——李克穆

抉择面前  走自己的路

——记中国保监会常务副主席李克穆校友

李克穆是一个经历颇为丰富的人。1952年出生，赶上“文革”，17岁时便参加了工作。他是“老三届”中的“老初一”。后来恢复了高考制度，他考入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是恢复高考后我校的第一届本科生。算一算那时他已经26岁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可是当时学校里的“老学生”。李克穆的专业是我校“老三样”（指我校早期专业财政、金融、会计）中的财政。毕业后留校执教两年，后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此开始从事经济研究工作。

与李克穆的秘书约好的采访时间是下午两点半，我们早到了一点。在等候中，我们对采访思路做了最后的梳理，熟悉采访提纲，手凉凉的，心里还是有些许的紧张。但是一见到李克穆，紧张之情立刻便被他的满脸笑容所化解。“小校友，随便坐。”和蔼可亲。虽是第一次见到他，但是我们分明感受到了他身上一种很自然的亲切感，就像是自家长辈。李克穆办公室中布局很简单，一张大桌子，靠墙的一排书架里摆满了书籍。我们坐在了靠窗的沙发上，阳光暖暖的照进来。我们的采访就在这种美好温馨的气氛中开始了。

从“老初一”到中财大学生

建国初期出生的人，在正当接受教育的时候赶上了“文革”。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们这代人在接受教育方面是很可怜的”。李克穆是纯正的“老三届”中的“老初一”。上到初中一年级，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他说，刚开始突然不上学还觉得挺兴奋很好玩，那时的他们很看重这个“老初一”，总是“看不起”五六年级的小学生，虽然自己没比人家大多少，没多学多少知识，但还是喜欢嘲笑他们“低了那几等”。现在再回想起那段经历，他显得很激动并深深地感慨道：“老初一是道坎儿。为什么呢？因为‘老初一’学的东西很少。后来慢慢才知道其中的利害，不上学将来能干什么呢？”就这样，那一代人的学习被耽误了。离开学校后，1969年他到了湖北农场务农、务工，种棉花、种水稻、开山、凿石头，然后又到机床厂开车床。虽然已经离开学校，但是他心中明白，学习绝不能就此中断。那时老一辈人也告诫他们：“文化大革命再乱，也要学习，不学习，以后你们干什么去啊！”于是每天劳动后，他都会跟四五个人聚到一起学习，而他最爱学的要算是数学了。“我那时候能手开立方，现在还记得，你们能吗？”他对这一点津津乐道。当时在农场，没有课本，大家就千方百计地到处找学习资料。找到后，都争先恐后的抄书。一本书要大家传阅着看，每本书都被翻得很烂。有时候，一本书被分成两半，上下铺一人看一半，那时候的学习都是绝对的主动。

李克穆的中学阶段是名副其实地靠自学完成的。1978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中，有像他一样的大龄自学生，也有应届毕业的高中生。李克穆笑称，当时那些应届的高中生见了他们都不知道该叫老师还是叫同学。

李克穆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就读，虽然那时候财经类专业并不是很热门，甚至不被重视，学财经也不像现在这样有地位。李克穆讲，在过去热门的学科是理工科，很多人都去学机械制造，学电子，而管理、财经则比较冷。 尽管社会上对财经类院校并不重视,但是，他靠着在工作中积累的对财经知识的兴趣，依然选择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成为了我校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批本科生。

美好的大学时光

文化大革命使这代人本应在校园中度过的美好青春年华却留在了农场里。然而，1978年考入财院的这批“老学生”还是感到很幸运，因为毕竟赶上末班车进入了大学校门。当时，在李克穆所在的班级中，年龄最大的学生几乎可以做年龄最小的学生的爹。年龄差距之大可见一般。他在班里年龄排行老四，也是少数几个可以带工资上学的学生之一。上学期间，虽然不用上班了，但原工作单位的工资仍可以照常领。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当时他有几十块钱的工资在班上也算是大财主了。平时同学们出去吃饭游玩，自然都由这几个“大财主”掏腰包。

很快，李克穆就完全沉浸在对大学时光的回忆之中。“那个时候我校被北京市卷烟厂“占领”了，学习环境很差。像样的教室都没有几间，同学们上课多在又小又简陋的木板棚中，只有大课才能在仅有的一些教室里上。缺少教师，缺少教材，当时的教学条件可谓相当艰苦。此外，那时人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大家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对宏观经济规律的认识还有一定的局限性。有些问题甚至属于禁区，所以老师们在讲课过程中也在探索。而同学们光听老师讲也不够，还需要在老师的指导下看杂志，开展一些专题讨论，做一些社会调查才能更好地掌握所学的知识。所以那时在校学习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老师与同学间的教学过程，实际上也是老师与同学共同探索研究的过程。老师们很谦虚，一些“老学生”在以前的工作中对经济知识形成了自己一定的见解，因此课堂上，时常会有同学对老师所讲授的内容持有不同观点，这          时     老师与同学间就会展开辩论，课堂瞬间变成了讨论室。”

谈话中一提到母校的老师，李克穆总是怀着一种崇敬和感激。老师们除了教给学生做人做学问的道理，还非常注意保护同学们敢于追求探索的勇气。在完成大学毕业论文时，他研究的问题是经济控制论在财政方面的运用，他将学校里学到的财政金融知识与经济数学的一些课程结合起来研究财政问题,成了一篇在当时可谓“有一点出格”的论文。对于这篇论文，他的老          师赵春新     教授找他谈了话，“李克穆，你胆子好大啊，这是毕业论文呐，不是你平常随意写的一篇文章，写什么’控制论’，没法给你分。”          赵     老师的这番话可把他吓坏了。眼看着班里别的同学的论文都拿到分数了，而自己的论文却迟迟没有得分，心里的着急自不用说。“自己的学习成绩还相当不错，所有考试成绩都是优，如果因为论文出问题而……”他自己也不敢往下想了。虽然论文在一开始出现了一点小波折，但是结果可喜可贺，论文最终却意外地拿到了优。谈到这里他笑了，“这要非常感          谢赵     老师，他把我的论文送到了当时社科院研究计量经济学的工作人员那里去鉴定，但是          赵     老师特意跟他们打了招呼，说我们的这个同学很喜欢动脑子，你们帮着看一下。”          赵     老师的这些话实际上就是对论文的一种肯定。最后的“优”不仅体现了老师对同学敢于钻研新问题的鼓励，更饱含着老师对学生的爱护。

类似的事件发生在李克穆身上不止一次。他还记得曾经在          刘光第     教授的指导下，写了一篇讨论社会发展阶段的文章，这在当时属于绝对敏感的话题。不少同学对这一题目感兴趣，他还曾应邀在其它班级作过专题发言。

在采访过程中，李克穆一再强调，经济类学科，在学习过程中要靠悟性、靠体验，学习经济一定要与国内外经济动态相联系，与实际经济问题相联系，要把知识学活，学明白，不能为了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由论文事件我们不难看出他正是这样做的，正如采访结束时他的赠语，学习经济，我们要“借鉴创新，做出自己的判断”。

李克穆聊起自己在校学习时门门考试成绩都是“优”的辉煌历史时，禁不住要和我们分享他对待考试的一个小窍门——押题。他说想在期末考试中考高分，除了平时好好学习外，他还有个小技巧，那就是押题。当时在班上他可是出名的“压题大王”。聊到这一趣事，他不禁大笑。“每个老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把课程学好，能在期末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老师是绝对不会为难自己的学生的。因此在考前复习串讲中，比较重要的、考试可能出现的知识老师就会反复强调，我十分注意听这些。可以做到考试考五道题，自己只背十道题，而最终考试题基本上都在其中。这样在减轻复习任务的同时提高了复习效率，只背十道题就能对其中每一道题都记的比较清楚。而同班一些女同学则认为这样的复习方式太冒险，她们更愿意做充分准备，于是会按考试提纲背一百多道题。与只记十道题相比，记忆效果就可能打折扣了。当然，背一百多道题，对全面复习所学知识是规范的做法。”他笑着说。

   当时的校园活动并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如此丰富。那时候学校体育设施较差，操场也很小。除体育课外，其他校园活动大都是同学们自己创造的，比如桥牌、围棋，那时李克穆班里的桥牌就是他引进的。他不仅学习好，打桥牌也是高手，还跟张和平同学联手取得过北京市桥协举办的双人桥牌赛的冠军。

个性老师

1982年李克穆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班主任。“说起来，我这个老师是有点个性。”他笑称，我这个班主任在同学们记忆中应该还是留下了一定印象的。那时候学校课程很多，各种考试也很多，学生们的课业负担非常重。此外，学校还会安排一些临时性的考试，比如有一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就安排学生考政府工作报告。我当时的想法是，当时正值期末考试，同学们每天都挺累的，那就开卷考吧，但是学校不允许，要求必须闭卷考。于是考试监考时，我就暗示同学们说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很重要，大家要好好理解好好消化。说完就离开了考场。此举算是给了同学们一个“宽松”的考试环境吧。

与薛老师生情深

李克穆曾任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的秘书。薛老于二十世纪30年代起即从事我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在他从事经济工作的60多年里，将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在一起，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建议，经历了发展根据地经济、在西柏坡筹划新中国经济，以及建国以来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制定和重大的宏观调控，对于中国经济的改革发展提出了大量颇具价值的观点，许多重要意见都被国家采纳。李克穆对薛老感情极深。他说，“跟随薛老工作的过程，也是当学生的过程。学知识，更学做人之道。薛老讲述经济学知识和讨论问题，很少采用老师授课的方式和口吻。薛老总是和助手们自始自终地一同调研，一同讨论，让大家充分地各抒己见。老人家总是鼓励大家，引导大家不断深化思路。”

对他来说，薛老是领导，是老师，是一位可敬的长者，跟随薛老工作的收获来自于薛老一点一滴的言传身教，这让他受益终身。

真情寄语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国际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财经类院校、经济专业越来越热，希望同学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在中财学习的机会，多学一些本领，在现在的中国是有很大的用武之地的。李克穆以他多年的学习经验建议我们在学习中一定要注意以下四点：第一，学好基础性知识，比如经济学原理以及一些国外著名经济学家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等。第二，要善于调研，学会用案例来学习和研究。第三，经济数学，计量经济学要学好。现在很热门的投行工作就涉及大量的计算，频繁运用数学模型，需要很多经济数学的知识。第四，学习经济，悟性很重要。在学习中，要借鉴创新，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也是学好的最关键一点。

此外，他还强调作为现在世界通用的交流工具的英语也一定要学好。如果英语学不好（包括口语），研究现代经济问题会受到很大的局限。

后记

李克穆至今依旧喜欢研究问题。2007年6月份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书《中国宏观经济与宏观调控概说》，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的宏观经济研究成果的一个小结。

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这样一副字：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我想，李白的这两句诗恰当的表达了他顺其自然、荣辱不惊的心境。正是有这种精神，他才能从“文革”中坚强的走过，成为“一代骄子”，并最终成长为行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生活顺畅时能够很好的把握自己，陷于困境时仍可以振作有为，以这种精神面对事业，驾驭人生，终会成功的。愿与所有中财学子共勉。

（ 校友工作者协会记者：郭晓利  宋雪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