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贻恒，男，1942年生于四川省。1960年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1963年参加工作，历任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行长、中国银行卢森堡有限公司总经理、加拿大中国银行行长、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副行长职务。
认认真真学习，老老实实干活，对自己要求严一点儿，对朋友、对同志宽容一点儿。
——谌贻恒
认真学习 老实干活
——记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原副行长谌贻恒校友
得知老校友返校，我们即刻赶往校友总会办公室。由于采访任务紧急，我们甚至没有准备提纲也还没来得及查阅谌贻恒校友的资料，心情十分紧张。刚踏进办公室，就听见一阵爽朗的笑声“你们好啊，小校友！”接着，一位身材瘦削、精神矍铄的前辈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一眼就看出了我们紧张的情绪，笑着说：“不要拘束啊，咱不搞什么采访，就随便聊聊。用我们四川话讲就是摆摆龙门阵嘛，哈哈哈……”听着他亲切的话语，我们不由得被他自然流露的活力四射深深地吸引。
我们绝对不逃课……
“在财院读书的时候可真好啊！”谌贻恒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当时学校大门口挂着两个招牌，一个是“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另一个是“中央财政金融学院”。60级学生是财院第一批正式的学生，之前主要是干部学校，通过办培训班来培养国家的财政金融管理人才。比如：把全国县级以上的行长们聚集在一起学习，主要学《毛泽东选集》和国家政策，最多半年以至一年，都是短期培训。谌贻恒当时所在班级的学生都是中国人民银行从四个省份挑选出的家庭出身好、学习好、政治觉悟高的“红苗子”，他们不用参加考试，但要经过一番严格的谈话筛选后保送进入财院。本来打算学习发动机制造专业的谌贻恒阴错阳差的进入了外汇专业。但是不久，他便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外汇专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提起当年的老师，谌贻恒激动起来，他说：“我今天来得比较早，就自个儿在校园转转看看，没想到遇见了当年教我们英语的
陈慷风
老师，现在他已经80多岁喽，身体很不错，见到老师实在是太高兴啦！”他回忆说，六十年代，财院的老师一部分来自学校内部，一部分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管理局。老师们专业功底极深，十分敬业。除了银行会计学、财政学、统计学等用的是全国通用教材外，英语和外汇业务教材都是他们自己编写的，当时十分权威。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真正的专家，讲起课来非常吸引人，同学们都愿意听。至今，他仍然清楚地记得总是面带笑容的
焦玉兰
老师、看上去十分严肃的金融系张焕彩主任、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外汇业务管理局业务处副处长的
何增禧
老师等。
六十年代，课堂上相对严肃，师生互动比较少，还沿袭着“灌输式”、“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学生对老师十分敬畏，老师在台上讲，学生在下面听，提问的机会并不多。但不管在哪个时代，有一点是相同的：老师讲得好，学生就爱听，学习质量高，考试成绩自然就好。听到这里，我们打趣地问道：“在您那个年代，学生不爱听的课，会逃课吗？”谌贻恒十分疑惑，忙问“什么意思？我没听懂。”“就是不去上课，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没有，我们绝对不逃课。我们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加倍珍惜，图书馆里经常挤满了人。”
提起当年的图书馆，谌贻恒告诉我们，当时的学校经济、金融类藏书之多曾经在北京市是名列前茅的。然而后来在学校停办期间，校园被北京市卷烟厂占据着，学校图书馆几乎被毁掉，藏书损失十分惨重，大量绝版的好书遗失损坏。他就曾目睹从财院拉书的大卡车从自己面前开过，内心十分悲痛！
谌贻恒在校读书的几年，正逢国家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由于粮食奇缺，老师和同学都吃不饱饭，在长期严重的饥饿下身体都相继出现了浮肿，腿肚子突然变粗，用手指压下去，凹处都弹不起来。最严重的时候全校停课，所有体育活动停止，全体学生都躺在床上不准下地。
尽管生活如此艰苦，但是，爱情是大学校园里永恒的风景。严格地说，那个年代公开谈恋爱是不允许的，但是年轻人嘛，偷偷摸摸谈对象还是有的。到了毕业的时候，老师们非常理解学生，也为那些恋爱中的学生考虑十分周全，总要尽量把两个人分配到一个地方。说到此处，谌贻恒发出一阵爽快的笑声。
还是让我骑自行车上班吧……
谌贻恒说，自己当初之所以放弃了学习发动机制造专业而改学外汇，是因为招生的老师承诺，学外汇的同学毕业后都会到国外去工作。但是，由于60年代国际形势变化等原因，我国银行的海外机构大量压缩，到国外工作的梦想便成了泡影。然而外汇班的69名同学毕业后全部服从国家分配，他们中绝大多数人进入中国银行总行。有20多人分配到广州、大连、青岛、天津、西藏等地。说到当年进入中国银行的事，谌贻恒兴致勃勃地说：传统观念里，人们只了解“中国人民银行”，对“中国银行”似乎不大知道，以为它也像“中国工商银行”一样，都是新成立的。但实际上，“中国银行”可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它的前身是清朝的户部银行。1912年，由
孙中山
先生亲自提名为“中国银行”。当年，谌贻恒被分配到中国银行后，由于英语特别好，他被分到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那是当时北京唯一能够办理外汇业务的柜台。在那里，他一直做具体业务，前两年在进口科做开立信用证和信用证结算工作，1965年至1979年在柜台做外汇存款和汇兑工作。由此算来，他在柜台一站就是十四年啊！
回首往事，谌贻恒不无感慨地说，国家的发展、金融业的发展，包括咱们中央财经大学的发展都极大地得益于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让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中财大复校后，绝不可能取得如此飞快的进步。可以说，中财大从一个被砸烂的破摊子发展成今天的盛况，这正是改革开放带动经济腾飞的最好见证。
1979年改革开放后，中国银行第一次在海外开设新机构。由于工作踏实肯干、业务精通，谌贻恒被委以重任，派往卢森堡参与“第一次海外开行”工作。去海外开行就相当于重新创业，困难相当大。完全没有任何海外工作经验的他，不知道该如何做国外业务。当时的国际资金业务是同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的一个印度人一起干，谌贻恒边做边学，边学边做，工作十分繁重。后来，又招了一位留学德国的博士生分担一些工作。为了开辟市场，谌贻恒对荷兰、比利时及卢森堡当地侨领、华侨逐个进行拜访，常常询问：“我们能为你做什么，你们需要我们为你做什么”，靠着干事业的热情和闯劲儿，他和同事们终于创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随着卢森堡分行业务的快速发展，中国银行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也相继开了分行。
1983年7月，已在卢森堡工作4年，为卢森堡分行打开了局面的谌贻恒回到了国内担任中国银行总行资金部负责人。勤奋的工作作风使他深得领导的信任，也得到业界的认可。许多相关单位的领导迫切地想要将他这位贤才纳入自己麾下。1987年，国家外汇总局某副局长离职前，极力推荐他去外汇局担任副局长职务。老局长求贤若渴地说：“去吧，其他局的局长都是骑自行车上班，外汇局长坐小轿车上班。”面对盛情邀请，谌贻恒依然舍不得自己的工作。这些年来，他在外汇工作中摸爬滚打，已经对它有了十分深厚的感情。他笑着说“还是让我骑自行车上班吧，我不适合做上层管理，喜欢踏踏实实做具体工作，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1987年底，因业务需要，他被调回到卢森堡分行做行长，1990年中国银行卢森堡有限公司成立，他兼任公司总经理。在卢森堡工作了五年多后，中国银行加拿大代表处准备升级为分行，他又直接从卢森堡被调到加拿大，在他的辛苦努力下，加拿大中国银行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顺利地开张营业了。
对于工作中取得的成就，谌贻恒非常谦虚。他说只要勤奋，人人都能做出成绩。年轻人做事情，不懂没关系，不懂可以学，最关键的是要有干事业的热情和闯劲儿。
为我们的中财……
采访的最后，当我们请谌贻恒校友对在校的学生给一些建议时，他说，“认认真真学习，老老实实干活，对自己要求严一点儿，对朋友、对同事宽容一点儿。希望大家能为我国财政、金融事业的发展、为我们的中财大做出应有的贡献，我相信你们能做到这一点！”他还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要多读书，广泛涉猎，打个宽广厚实的基础；要切实提高英语水平，它能提供更多接触和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机会；走上工作岗位后，一定要脚踏实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从一点一滴做起，千万不要人云亦云，不懂装懂，此外，办任何事情都一定要奉公守法，廉洁自律，一切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办事，不贪，不腐，绝对不做不该做的事情。
听着谌贻恒校友的谆谆教诲，一句“为我们的中财……”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一位阔别母校近半个世纪的老校友对母校的真诚情怀，更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中财人代代相传的责任和使命！
（校友工作者协会记者：赵晓琳）
